从“江口沉银”铭文重审张献忠与大西政权真相

　　文/李后强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）

　　我小时候就很怕张献忠，因为大人们说他杀人如麻，连小孩子也不放过。如果哪个小孩子哭闹，只要说张献忠来了，立即止哭。但我一直思考，张献忠为什么杀人？特别是为什么专杀四川人，也就是“屠川”？

　　传统观点认为，一是‌报复心理‌：据传张献忠早年入川时曾受乡绅羞辱，立誓报复‌；二是他有心理或精神疾病‌：部分记载描述其有以杀人为乐的变态行为；‌‌三是军事失败与焦躁‌：面对明朝势力、地方武装的强烈反抗及军事失利，可能采取极端镇压手段；四是‌‌‌针对特定群体‌：有记载称其对四川士子、僧人等特定群体进行屠杀。‌‌等等。

　　然而，这些史料多为清朝官方编纂或明代遗民记述，且存在明显矛盾与夸张（如“杀六万万人”），其可信度受到现代史学家质疑。张献忠三次入川，还把大西政权建在四川，他死后他的战友们还在四川抗击清军多年，到了云南的军队还要回四川，这说明张献忠与四川的关系很亲密。‌‌

　　张献忠既反对明朝，又反对清朝，明清能说他的好话吗？那些所谓的史料，都是在清朝统治下写的，谁敢说当朝统治者的坏话？他把四川人杀光了，他的税收、兵源哪里来？他统治对象都不存在了，政权的基础在哪里？他如果有心理疾病、没有大度胸怀，还能带兵打仗成为军队领袖？很值得思考。

　　四川眉山市“江口沉银”博物馆开放了，大量文物终于浮出水面与广大观众见面。考古学家们仔细辨认银锭上的铭文、分析其来源与性质，一个远比传说复杂的历史图景逐渐清晰。可以从出土银锭铭文出发，结合明代财政史背景，重新审视张献忠及其大西政权的真相。

　　01

　　银锭来源——非川内掠夺，而是跨省税收

　　已出水的有铭文银锭，其产地分布提供了第一重关键信息。

　　地域分布广泛。明代银锭来自湖广、江西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河南、广东等至少七省，包含了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信息。其中湖广地区（今湖南、湖北）最多，四川本省很少。这直接说明，沉银中的明代银锭主体并非从四川民间掠夺而来，而是来自更广阔地域的财政调拨。

　　时间跨度集中。这些银锭铸造时间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延续至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，集中在明末四十余年间。这正是明代“一条鞭法”改革后，赋税全面货币化、白银成为国家财政血液的时期。

　　关键核心结论。金锭几乎都没有铭文（文字），说明是官方自存。银锭几乎都有铭文，说明是税收。沉银中的明代银锭，主要是明末国家税收的实物体现，是各省州县征收后解运中央的税银。它们之所以在张献忠手中，更可能是通过攻占府库、截获官银等方式获得，而非对四川平民的洗劫。

　　02

　　征收对象——

　　官府、藩王与豪绅，而非平民

　　银锭铭文详细记录了税收名目与环节，揭示了财富的真正源头。

　　税种繁杂众多。铭文中可见“辽饷”“剿饷”“练饷”（明末三饷）、“轻赍银”（漕粮附加税）、“宗禄银”（藩王俸禄）、“税契银”（交易税）、“盐课银”等二十余种税目。这些都是国家凭借政权力量向在籍人口、有产者（特别是地主、商人、宗室）征收的正规赋税。指向制度性征收。

　　征收对象明确。例如“宗禄银”“庶人口粮银”直接对应明朝宗室；“饷银”“边仓银”对应军事财政；“征完南粮改折银”则是漕粮折银。这些税种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官府、藩王府库、地方豪绅，而非普通农户。

　　“征完”二字重要。多件银锭上刻有“××县征完××年分××银”字样。“征完”意为“征收完毕”，是官府完成税收上解流程的正式表述。这强有力地证明，这些白银是制度性财政运作的结果，是明朝国家机器从社会上层抽取的财富。

　　03

　　大西政权——非流寇，而是有财政体系的政权

　　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银锭，是颠覆传统“流寇”形象的关键证据。

　　沿袭明朝税制。大西银锭税目包括“大粮银”“边仓银”“条银”（即一条鞭银）、“军饷银”“井盐课银”。这些名称与明代税制一脉相承，清楚表明大西政权在四川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、正规的税收征管体系。

　　“钱粮三年免征”。张献忠曾在进军湖南时发布“钱粮三年免征”的檄文以争取民心。但大西银锭铭文显示，政权在大顺元年（1644）建立当年就已开征赋税。这揭露了政治口号与执政现实之间的差距，也说明大西政权与历代王朝一样，需依赖税收维持运转。

　　政权建设证明。银锭铭文格式规范，有铸造地点、时间、税目、经手官吏、银匠姓名，与明代官锭无异。这证明大西政权并非只有破坏，而是在四川进行了短暂的、但有模有样的地方政权建设。

　　04

　　江口堆积层——多时代遗存，非一次沉没

　　考古发现还修正了“所有沉宝皆属张献忠”的固有认知。

　　混杂清代民国钱币。遗址中出土了上至西周、下至民国历代的文物，还有先秦兵器、用具。特别是有大量战国、西汉、新莽、东汉、蜀汉、唐宋、清代、民国的钱币，还有一些越南、日本的钱币。这确凿表明，江口作为航道险段，在历史上曾发生多次船只沉没事件。沉银遗址是一个“历史沉积层”，将所有文物都归为张献忠一次所为，不符合考古事实。

　　区分不同时期遗存。严谨的史观要求我们区分不同时代的堆积。明代和大西银锭的主体与张献忠活动时间吻合，关联性高；但后期钱币则明显属于其他时代的历史遗存，不应混为一谈。

　　05

　　重审“屠川”说法——动机、逻辑与史料质疑

　　基于银锭实物证据，重新审视“张献忠屠川”这一历史叙事，会发现诸多疑点。

　　缺乏经济理性。从财政角度看，税收的基础是人口与生产。如果张献忠有志在四川建立政权并长期统治，屠杀殆尽纳税人及劳动力，等于自毁税基，断绝财政来源，与政权根本利益严重冲突。大量征收税银的实物，恰恰反证他需要活着的百姓来生产和缴税。那些与普通百姓有关的用品，应该是明代土豪劣绅掠夺老百姓的证据，张献忠是对明代官府、皇室的“第二次”打劫，不是直接屠杀民众获取。有些少量生活用品，也可能是作为税收上缴官府的。

　　因此，不能把“江口沉银”的民间用品都说成是张献忠屠杀百姓获得的。大量的“西王赏功”币，不是流通用，而是奖励用，说明张献忠的激励政策是客观存在的。

　　《圣教入川记》的再审视。西方传教士利类思、安文思的记载是“屠川”说的关键文献。但大量专家指出，此书本质是二人投降清朝后为求生而写的“投降陈情书”。其中夸大前朝（大西）暴行以衬托清朝“正义”，是常见政治修辞。且文中存在数据虚假、时间错乱、逻辑矛盾等漏洞，其史料价值需要谨慎评估，不能视为绝对信史。

　　失败在财政军事压力。实物与文献结合，就能更合理地解释大西的失败——

　　1. 财政畸形。沿袭明末弊政，过度依赖白银征收，忽视粮食生产与储备。在战乱和封锁下，白银买不到粮，政权经济基础崩溃。

　　2. 树敌众多。严厉的“追赃助饷”政策，将明朝藩王、官吏、地主乃至富户推向对立面，激化内部矛盾。

　　3. 军事围剿。张献忠既反对明朝，又反对清朝，两面不讨好。同时面临明军残余、清军的三重压力、四川地主武装，难以稳固统治。

　　我们认为，江口沉银的价值，远不止于金银财宝。每一錾刻铭文的银锭，都是一页沉默的“财政档案”，它们共同讲述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——

　　它们证明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完成，见证了国家财政从实物走向货币的巨大转型。

　　它们证明了大西政权是一个具有财政制度的短暂王朝，而非仅有破坏的流寇政府。

　　银锭铭文将财富的来源，从“屠杀掠夺”的民间想象，拉回到“制度性征收”的历史现实——主要来自明朝的跨省税收体系及四川本地的正规课税。

　　“江口沉银”银锭提示我们，历史评价应基于多元证据。在审视明末清初那段惨烈的历史时，我们应警惕将复杂的社会崩溃（涉及战争、瘟疫、饥荒、多方势力混战）简单归咎于单一个人“屠杀”的故事。考古实物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相。

　　张献忠的真相，可能就藏在这些冰冷银锭的铭文之中。他不是一个简单的“杀人魔王”，而是一个在历史巨变中，试图建立政权却重蹈明朝财政覆辙，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失败的悲剧性复杂人物。